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獲2015諾貝爾經濟學獎 安格斯·迪頓資料|做出的貢獻

安格斯·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微觀經濟學家。他曾就讀於愛丁堡Fettes學院，在那裏他是基金會學者，並在劍橋大學贏得了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爲普林斯頓大學世界級微觀經濟大牛，美國經濟協會（AEA）前主席，著作等身，獲獎無數，包括Frisch Medal（獎給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論文作者）

現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中文名 安格斯·迪頓

國 籍 英國

職 業 教授、經濟學家

主要成就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國經濟協會（AEA）前主席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正牌”諾貝爾獎嗎？

諾貝爾遺囑設立的五個獲獎領域分別是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也就是說，每年壓軸公佈的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銀行爲紀念諾貝爾增設，全稱爲“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這個獎經常被簡稱爲“瑞典銀行經濟學獎”、“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及大家耳熟能詳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他領域的諾貝爾獎從1901年開始頒發，經濟學獎則是從1969年才進行首次頒獎。 不過，經濟學獎其評選步驟、授獎儀式方面與諾貝爾獎相似，和物理學獎及化學獎一樣，經濟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因此，經濟學獎成爲唯一與諾貝爾基金會有關的“非諾貝爾”獎項。 直到現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爲“正牌”的諾貝爾獎還飽受各界爭議。

迪頓：國家能力的缺失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

下文爲安格斯·迪頓寫於2013年，探討了國家貧窮的原因。他認爲，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爲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頓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認爲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外國援助破壞了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而窮國最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政府——

在蘇格蘭，我從小就認爲警察是朋友，需要時可以求助。19歲時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時，我向一名正在時代廣場疏導交通的紐約市警察詢問最近的郵局怎麼走，他爆出一連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後我一直處於懵懂狀態，把我老闆的急件丟進了垃圾箱——我覺得它和郵筒長得一模一樣。

歐洲人對他們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國人更加積極，對後者來說，聯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敗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飯。但美國各級政府徵收稅收，然後反過來提供美國人的生活離不開的服務。

與許多富裕國家的公民一樣，美國人認爲法律和監督制度、公立學校、針對老年人的衛生和社會保障、道路、國防和外交、以及國家隊研究（特別是醫學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當然的。當然，並非所有這些服務都能盡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對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還是照章納稅，如果花錢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會引起激烈的公共爭論，而定期的選舉也使人們得以改變輕重緩急。

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對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國家居民來說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沒有這麼幸運。

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方，國家欠缺收稅或提供服務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在窮國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國也不完美。紐約警察只是有些不禮貌（至少還在忙於提供服務）；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騎在他們應該保護的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從人民身上訛錢，或是代表權力機關把人民抓起來。

即使在印度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也頻頻出現曠工（並且不會受到懲罰）。私人醫生給人們（認爲自己）想要的--注射、打點滴和抗生素--但國家並不監管他們，許多從業者根本沒有資質。

放眼發展中世界，兒童因爲投胎到了錯誤的國家而死去——不是因爲不可治癒的疑難雜症，而是我們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處理的常見兒童疾玻只要國家無法提供常規母嬰醫療，這些兒童就會繼續死去。類似地，如果政府無能，監管和強制執行就不能有效運行，企業也就難以經營。沒有運轉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證創新企業家能從他們的新思想中得到獎賞。

放眼全球，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爲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國家與積極活躍的公民的有效互動，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

不幸的是，目前富國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國援助——富國對窮國的轉移支付——值得稱道，特別是在醫療領域，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但外國援助也破壞了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

此點特別明顯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並且援助流相對財政支出較大（通常相當於一大半）的國家（大部分是非洲國家）。這些政府不需要與公民達成契約，不需要議會，也不需要徵稅系統。如果說它們需要對誰負責，那就是贊助國；但即使這一點在實際中也不可行，因爲贊助國受到本國公民的壓力（他們幫助窮人的願望無可指摘），窮國政府需要多少，它們就得拿出多少，甚至還會多拿出些。

繞過政府、直接把援助給窮人怎麼樣？顯然，直接結果會好一點，特別是對政府間援助很少能到達窮人手中的國家來說。而只要極少的錢——富裕國家每個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讓所有人都告別每天1美元的極端貧困線。

但這並不是解決辦法。窮人需要政府帶給他們更好的生活；繞過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現狀，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窮國不可能永遠指望健康服務來自外國。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與他們攜手共進創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做，那就是鼓勵我們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讓窮國更難戰勝貧困的事情。減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包括遏制軍火貿易、改善富國貿易和補貼政策、提供與援助無關的技術顧問、開發不影響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藥物等。我們無法通過讓已經很弱的政府變得更弱幫到窮人。